湖南人文历史

　　距今８０００多年前，原始人群已栖息于湖南广阔的地区，并转入以农业和家畜饲养经济为主的定居生活。大约公元前１５００年左右，湖南地区原始社会开始解体，逐步向阶级社会过渡。包括湖南大部分地区在内的洞庭、彭蠡之间，形成以“三苗”国著称的强大部落联盟，同华夏部落集团进行了长期战争。“三苗”失利分崩。迄至夏、商、西周，湖南为“荆蛮”和“夷越”的活动地域，同中原华夏文化发生较密切的联系。大约从商中叶开始湖南进入青铜时代。全省现已发现商、西周至春秋时期文化遗址数十处，出土青铜器４００多件。

　　从春秋早、中期开始，楚国越过长江、洞庭湖进入湖南。至战国中期，全省均属楚国统辖。在中原文化影响下，融合原有土著文化，形成风格独特的楚文化。从已发掘的一批楚墓和遗址看，楚国时期的湖南得到进一步开拓，冶铸业、纺织业、髹漆业、琉璃业等都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文化发展有了相当先进的水平，铜器制造和使用更加广泛，并开始进入铁器时代。战国后期，楚臣屈原被流放湖南，遍历沅、湘，写下了《九歌》、《九章》等伟大爱国优秀诗篇，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

　　自秦汉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后，湖南各族人民进入祖国多民族大家族共同发展的行列，经济文化获进一步发展。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所出土的帛书、帛画、丝织品、漆器等，说明湖南工艺和文化水平在楚国传统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至南北朝时，“湘州之奥，人丰土闲”。唐代的湖南已是“地称沃壤”。五代马殷立国湖南，贸易发达，茶叶大量外销，闻名遐迩。但宋代以前湖南的发展，主要还是集中在洞庭湖地区和湘江流域。沅水、资水上游和湘西、湘南山区，还比较落后。至唐代，湖南不少地方仍作为贬谪流放之所，被人视为畏途。

　　宋代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政局的变乱，湖南在全国的地位迅速上升，发展速度大大加快。洞庭湖区和湘江流域水利事业发展，开始大量垦殖，发展农业生产，粮食产量日益增多。铜官窑瓷器远销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桐油成为全国名产。北宋末年，湖南人口增至５７０多梦见杀人不见血万。经过元末明初的战乱，到清朝嘉庆年间，人口恢复发展到１８７５万人。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与经济发展同步，文化教育也获长足发展。宋代全国四大书院，湖南即得其二。据统计，南宋末湖南共有书院５１所。明、清时书院、学宫更为兴盛。入仕举子日益增多。雍正元年，与湖北分闱，湖南单独举办乡试。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湖南相继诞生了不少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如宋代周敦颐，明代李东阳，清初的王夫之等。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湖南的历史逐渐发生相应的变化。五口通商和沿海航开辟，使由长沙、湘潭越五岭至广州的传统商道迅速衰落。鸦片走私更加，白银外流，加剧了湖南的社会动荡，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太平运动爆发后，湖南的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１８５２年６月太平军初入湖南时仅２万人，至１１月出境，发展到１０万人以上，湖南下层劳动群众踊跃加入太平军。此后太平军多次进出湖南，都得到湖南人民的有力支援。１８５２年清廷任命曾国藩帮办湖南团练，先后组成湘军、楚勇，充当太平军的主力。从此，湖南成为与斗争最激烈的省份之一。太平后，湖南绅力进一步发展。地方，思想守旧，外来新鲜事物，以致在全国颇具声势的洋务运动，湖南竟是默默无闻。中日甲午战争后，维新运动在湖南蓬勃兴起，成为全国“最富生气的一省”。各地办学堂，除旧布新，蔚成风气。近代机器工业也开始产生和发展，矿山、电报局、邮政、轮船局相继建立，全省上下呈现一派生机。随着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湖南各项新政也宣告停办。１８９９年和１９０４年，岳州、长沙先后被开辟为商埠，常德、湘潭后增列为“寄港地”，帝国主义开始直接和大量地涌入湖南，标志着湖南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也刺激了一部分绅商投资于近代工矿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