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世纪开始，在当时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出现了一帮默默无名的民间画匠，因采用绘画技术和材料绘制，又反流到国外市场，这些画被后人称为“外销画”。这些外销画如同今天的明信片一样，成为了人了解这个神秘东方国度的重要媒介之一。
虽然，19世纪有许多外国摄影师进入中国记录影像，但因为文化陌生，依然有许多民俗未被纳入其中，而外销画便承担了很好的记录功能。
从内容看，这些外销画多是表现中国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以及日常生活。另外，表现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的生产活动的作品也比较常见。那些鲜亮的图景，多角度地描绘了古老中国的人文风俗……这些清代生活的真实片段，通过外销画记录下来，是难得的历史图录，具有极其珍贵的艺术价值、文献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
外销画的价值有待深掘，其特殊的艺术贡献和历史意义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作为一个普者，《街头巷尾：十九世纪中国人的市井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传统文化和民族韵味的熏染与洗礼。
其人挑担游于街市之间，手执“唤头”，串走胡同，每到大街，将担放地，等来往之人刮脸、打辫子、剃头，方便之至。
其人在各处买来各色零绸，至集庙之中，就地铺包袱上摆各色材料，每块可做何使用，其价若干，随口便讲，令人好买。
京中医士有太医、御医之号，乃是在太医院应差者，如有人请看，马钱二吊四百文、四吊八百文不等。到门首看病者，给钱数百，作为“门脉”。
中国冬夏俱有蜗蝈。冬有三种：黑紫色者名为山蜗蝈，乃山中向阳处生者；青色是嫩的；绿色者难得，乃系用蜗蝈子在暖处养成，人力为之，其价甚昂也。
其人多系山东人，在京开设报房，所有外省摺奏及谕旨，皆由内阁而发，其报房刷印送至各客宅，铺户之家，每日一换，按月给钱，名曰送报的。
此物用小铜钱一个，缚毛一根（或一撮），以脚蹄之，遂上遂下，有蹄千余回而不落地者，亦天寒时消遣之一法也。
其人挑担沿街吆呼：“箍桶来！”有铺家，住户水屋木盆木桶散漏，必叫此人，用竹蔑子箍好，价值若干也。
京都城根护城河，冬天冰冻时，其人用木做成床，下安铁条二根，在河内放，有来往人坐之，其人用绳拉之，行走一门三里之遥，每人给钱三百文。
在这个盛行怀旧的时代，19世纪中国可能对我们过于遥远了，然而，细看其中一些民俗，不难发现在20世纪的城市大街小巷里，依然有他们的身影和阵阵回响。
翻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这些图画的作者是些什么人呢？它们出自一人之手，还是有一个群体呢？据说都已无从考察了。也有人说，这些图画是中国画师为了外销所绘，颇有些像今天的所谓走出去。姑且这样说吧，我倒宁愿相信这是西所为，或记者，或画师，或传教士，他们中不乏有画工的人；而文字的粗陋，似乎也说明了，这些图画的作者，并非精通古汉语书写之人。
这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这些图画所体现的历史观，绝非当时的中国文人所拥有。且看图中所绘，不外乎小手艺人、小商小贩，为温饱而逞一时之技，或小市民阶层的市井生活，婚丧嫁娶，衣食住行，乃至玩物、杂耍、民风、民俗，都不脱离民间的色彩和味道。
这是完全不同于中国史传传统的历史叙事。它们所表达的，其实是宫廷、朝堂、书斋、林泉之外的另一种生活。它们的存在，构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最生动、最丰富的生活内涵。然而，这一切成为中国历史叙事的自觉，怕是晚近才有的事情。自梁启超提出“史学”，人们才开始质疑以王朝世系为主体的历史叙事的合，才开始关注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并将其纳入历史研究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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