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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名人】谢声溢之十六:人无

类别:张家界人文历史 日期:2017-8-18 14:18:54 人气: 来源:

  今天是谢声溢的最后一集,虽然关于这位始专员的故事远没说完,但一晃4个月,《益阳在线》“文化益阳”这块阵地又如此金贵,老汉得考虑让高手上场了。

  蚂蚁:谢声溢精忠报国,不与争功,高风亮节,处处烁金。感谢老汉的传记,让我们看到了自卫团“步枪打下飞机”的奇迹,看到了谢声溢领导下的益阳军民成功阻击日寇西进,为抗战最后胜利而立下的奇勋伟业……

  贝妈徐燕平:谢司令当年只有三十出头,为何如此之高?心怀如此之广?战术如此之精?这分明是一位普渡的活!

  力木:感谢老汉抢救性的挖掘,把益阳这段抗战的历史补充完善,让益阳人身临其境地看到了烽火硝烟的抗日战场。为老汉走访和记传所付出的辛劳而点赞!

  其实,老汉我辛劳算不了什么,正如大家对谢声溢所感佩的,我不过也是被谢声溢所,所激励,而做了一点点应该做的。甚至有一些事例,考虑到大家的接受习惯和对友党友军的抗战认识有个过程,我还不敢端出来。

  当时的桃江称“上益阳”,因谢声溢的抵抗迁到这里,日寇的多次清乡围剿,加上谢声溢的诱敌深入,桃江因此而遭了不少灾。

  1945年春,日本人到双江口和鸣石滩清乡,一来就放火,妇女,抓鸡牵猪,抢粮倒油。面对,我们老百姓没办法,但有一个人却悄悄作了记录,他就是龙麟镇即老县城的维持会长杨鹤林。此人虽为日本下的会长,但却是在谢声溢的专员备了案、宣了誓的,即面对日军的围剿,他必须一跟随,并准备好充足的物资“慰问”,目的是不让日军抢劫老百姓。另外,对凡遭抢劫或被焚烧的人家,他调查记录后须报告给谢声溢,待日军一走,就有人来慰问和补偿。

  如就我记得的,我们村的杨寡妇被日本人一条狗,倒了一坛油,都补偿了,但张菊生说他的牛被杀了,却没补偿。因为杨会长,那次日本人没有杀牛。后来才晓得,牛是受惊后被安化人顺手牵羊了。日本人把我家一头两百斤的猪牵了去,准备要我四哥烧开水毛猪,也是杨鹤林赶来,说他从城里带了猪肉,是专门犒劳皇军的,日军才让我父亲把猪牵了回去。

  因为为人民做了好事,也因为是专署派的“卧底”,所以光复后,伪县长陈炳辉被,商会会长戴正宜被定为8年,但杨鹤林却毫发无损,被留任。下面这个《桃江县志》,虽然对谢声溢的补偿没有记载,但日本人的都一笔笔记得很详实,这恐怕与“悄悄作记录”的杨鹤林有关。

  当然,谢声溢所做的,不过是物资上的补偿,对死去的人和被的妇女就为力了。但也正因为做了他力所能及的,老百姓便记了他大半个世纪。虽然老汉无有更多史料支持这类记忆,但根据谢专员的一贯为人和办事认真,却不难相信也不难推断他的出发点:既然“上益阳”是他管辖的范围,对因日军过界和我军诱敌深入而给百姓造成的损失,他就应该负责。于是便有了敌人的让他来消除或弥补的奇闻了。

  在谢声溢诞辰100周年之际,他的学生和部属曾出了一本纪念谢将军的书,对他的描述也不乏完美。说他作为军人,特别注重仪表,即使是旧军服,也洗得干干净净,烫的平平展展,和马靴,擦得焕光发亮。当入伍生团团长那几年,不管天晴阴雾还是落毛毛雨,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15分钟后就戴上白手套,军容整肃地铁立在操场中央,等候出操的了。

  前面介绍过,1944年谢声溢刚到益阳上任,在城区设了7口防空警钟,一名叫贺述生的毛头小子竟爬到七公庙的钟架上,撞钟好玩,结果给居民造成不必要的恐慌,谢声溢一气之下搧了他两个耳光。但如果说这次知道的人不多,事情也挺简单,下面这个耳光就不同凡响了。

  话说谢声溢的别动军,下面有一个消防大队,队里有几个从东北逃难过来的大兵。这天,他们中有4个邀了去街上理发,想照张相寄回老家给父母看看。

  来到“大华理发店”,一看那价格,比剃头挑子贵了10倍以上。不过,里面有扯布扇的,有递毛巾的,还有泡茶续水的;至于服务项目,有电烫、火烫、奶油烫、翻眼皮、端落枕、掏耳朵等,把4个东北大兵都看傻了。不过既然来了,就理吧,便问老板,理陆军头多钱一个。

  带兵的谢声溢当年剃的是光头,但是他照顾年轻人,允许他们理那种有半寸头发的平头,即如今的“板寸”。

  谁知,这板寸也比外面贵了七八倍。大兵又与老板谈,我们不要扯风扇,也不要泡茶、递毛巾啥的,比剃头挑子贵两三倍也没问题……说穿了,他们是想过一过坐转转软椅的瘾。

  这4个大兵在东北可能受够了日本人的气,没想到在益阳又遭有钱人的奚落,于是,仗着,冲上去就把那年轻人提了起来。

  可那年轻人不慌不忙,朝店门口的跟班打了个手势。不出半刻,一下进来二十几个,把4个大兵像包饺子一样围了拢来。然后一顿,又像扔麻袋一样“嗨哆嗨”扔到街上去了。

  原来,近几年益阳常有伤兵,一些商店或几个商店雇一班是常有的事。加上这“奶油烫”乃大码头“谢新泰钱庄”老板的儿子,叫谢天佑,南开大学毕业后在天津英国馆任职,日本人占领天津后回益阳做了少掌柜,平时就兵痞,此次做奶油烫是为了照订婚照,不想却遇到这几个讨价还价的大兵,以为又是过兵痞滋事,于是便出现了这场误会与风波。

  谢声溢进来后,问清了谁是谢天佑。只见他默默走到他面前,揪住他领口“啪啪”就是两耳光,把才做的奶油烫也打得蓬头散发。可怜那几十个被谢声溢的气势镇住了,竟没一个动手的。

  这时钱庄老板,谢天佑的父亲谢新泰前来,突然一声:啊呀,不知谢专员大驾光临,失敬失敬!回头便对打懵了的儿子喝道:逆子,给,这是你本家叔叔谢声溢将军,赶快赔罪!

  谢声溢见谢老板如此高姿态,便说:冲撞,冲撞,不知是本家兄长之子。这群东北士兵,他们的家乡被日本人占了,逃难来到我们湖南,是我入伍生团破例招来的,这次又跟我到益阳。当兵的兵饷少,大家都知道,他们不赖不诈地跟老板还价,这有什么不对?可你少爷却看不起他们,像嫌弃叫花子一样把他们打了出去,你说叫这些失去家园的孩子怎么想?他们在老家受日本人,出来了,又受白眼……

  谢天佑到底是大学生,听此陈情后,连忙站起来拱手作揖:东北弟兄们,兄弟我误会了,以为又是伤兵,不想却是弟兄们尽孝子之情。兄弟我也是想理发照个订婚照,嫌坏了兆头,这才得罪了你们。我这里向大家赔礼谢罪了!说完,一个九十度的大鞠躬礼下去,半天没起来。

  其父谢新泰更会:东北子弟的孝道,老夫敬佩,今日犬子莽撞多有得罪,本钱庄敬请东北子弟在大华理发店做全套理发,再去中英馆,费用均由本庄结算,也算是我们父子对各位的赔罪,对谢将军的景仰!

  因为搧的是官员,这里,有必要将益阳沦陷的情形交代一下。先看一张老汉勾勒出来的当年益阳行政区划图:

  蓝线代表志溪河,红线是现在的长益公,当年叫渝沪线。蓝线以东,为沦陷区,以西,是谢声溢直接督察的第政区。因志溪河两岸均无足够的兵力,所以两岸的百姓基本可以往返。特别是官员,因日本人不直接行政,沦陷区的官员任命虽属汪伪,但该“”不得,且鞭长莫及,所以绝大部分官员“身在曹营心在汉”,有什么事了,仍习惯性地到西边来汇报,谢声溢对这些官员自然也一视同仁。说白了,沦陷不是你们的错,不来汇报就错了。

  官员刘迪湘,沦陷区新桥乡(今新桥河、港)乡队副,1945年秋来汇报。说乡队,是汪伪军政一统的产物,即乡与保安队之谓。刘迪湘虽三十不到,但脚套长筒靴,眼带金丝镜,身穿香云纱,手执檀香扇,还雇了一顶轿子,优哉游哉往桃江凤凰山而来。过株木潭时,因轿夫去小解,他便停轿在边。此时恰逢谢声溢到前沿私访,刘迪湘便喊住了他:

  两小时后,谢声溢回到专署,特意来到行政处。行政处长熊世开,就是上次打下飞机后负责新闻的官员,忙向刘迪湘介绍,这是我们的谢专员。刘迪湘慌忙站起来想握手,却谁知谢声溢未伸手,而是站得笔挺地给他:立正!刘迪湘怔了一下,旋即收手缩脚来了个立正。

  谢声溢上前一步审视一番,然后大声:自蒋委员长提倡新生活以来,就取消了官员乘轿,你年纪轻轻,不知恭俭让,还一身的匪气,哪像个官员?说完,就是两耳光。打完之后又说:你是想入汉流、当袍哥,还是想做官员,给你半年时间,你自己选择,今天的行为,就暂不给你入档。

  刘迪湘大概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正气的大官,自始至终噤若寒蝉,不敢吭半声。待谢声溢完毕,一个九十度鞠躬后便悄然走了。谢声溢这才向熊世开讲明为何他的原因,并要熊处长密切关注他的行为。

  半年后,谢声溢又要后勤处长谢春晖去城里采购时,暗访刘迪湘的为人。谢春晖是谢声溢的堂弟,与刘迪湘无半点瓜葛,两天后回话说,刘迪湘自上次回去后,周边人都说他换了个人似的,经常粗布草鞋,还戒了烟,乡民反映很好。后又要熊世开暗访了一次,与谢春晖的结论一致。于是,谢声溢在其档案上批了一句:刘迪湘堪称可塑,今后可适当委以重任。

  益阳光复后,刘迪湘在1946年初出任新桥乡乡长,年底经人推荐给宋希濂将军,据说后来在甘肃某县当了县长。

  话说沅江光复后,县长为了加快城镇建设,增加了一项“大粪税”,即凡来城镇收大粪的农民和卖大粪的市民都要交税,否则,粪车粪船不得上。这一下,茅厕坑里丢,引起了公粪(愤),市民乡民一齐走到街头,反对“大粪税”。谢声溢赶到沅江,非但没有弹压,反而给了洋两耳光,并宣布免职停税,迅即平息了风波。

  以上便是谢声溢搧耳光的故事。搧耳光,不说今天,就是在当时,也是很的。当然,如果是战时或非常时期,那就另当别论,如那时洞庭湖区抢险,谁偷懒或不服从指挥,就以懒鞭和戒尺伺候。抗战期间,冯玉祥也有一句名言,叫“三句好话当不得一马棒棒”,意即战时对不服从命令者,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但谢声溢打耳光,并不是战时,且还是在地方上任职,所以,他这种做法,只能说是军阀作风之,当然也只能以“人无”来看待了。

  藉此机会,老汉除了感谢一直跟帖和留言的读者,还想感谢“益阳在线”的领导和编辑。是领导的多元,是编辑的为人作嫁,才使我走访并研究多年的谢声溢,在更大范围开来,也使更多的市民知道了益阳历史上有这么一位“始专员”。

  至于该长文是否如我当初设想的,有别于史志的“宜粗不宜细”,使手机和屏幕上的文字像一样,尽可能立体、具象、生动和可感,让读者和谢声溢的后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并使该文成为益阳历史上一份留得下来的文字,一份可以相信而有价值的印记,那就不得而知了。(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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