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古城始建于春秋吴阖闾元年（公元前514年），为春秋时期吴国都城，后世亦称作“阖闾大城”。春秋时吴王阖闾授命伍子胥设计并建城的故事在吴中大地家喻户晓，历代相关文献记载也非常清晰。2500多年来,苏州古城虽历经沧桑，但依然坐落在原来的城址上，城市格局基本完整，城市风貌依然保存。然而，近年来，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和某些遗址的考古发掘，引发了对苏州古城始建年代和所在的争议(置疑苏州古城始建年代的有“汉城说”和“夫差城说”,置疑苏州古城地望的有“木渎城说”和“无锡阖闾城说”)。尤其在一些网络和的推波助澜下，影响甚广，社会反响很大。我们认为：关于苏州古城始建年代的争议，涉及到苏州历史的渊源，涉及到苏州文化的根基，更涉及到苏州古城的历史地位，也势必影响国人对苏州古城的文化认同。我们吴文化研究会以尊重科学、探究史实为出发点，组织有关专家、学者，遵循国学大师、考古学者王国维提出的“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并重的二重法”，对苏州古城的始建年代和地理等问题，征集论文，开展研讨，作了学术性的研究与思考，经梳理和归纳，作以下综述。
东汉的《越绝书》与《吴越春秋》是吴地历史重要的参考史籍。《越绝书》（约公元５０年）记载：“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东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阖庐所造也。”这是历史上关于阖闾大城的最早记载。随后《吴越春秋》（约公元６０－70年）记述:“阖闾元年”,“欲兴霸成王”的阖闾伍子胥建言，授命伍子胥筑城,“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之八风。水门八，以法地之八聪。筑小城，周十里，陵门三”。书中详细地记述了阖闾大城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所筑大城的形制格局等等。两书依据了前代史书，又收集了大量古史传说，虽表述详略不同，许多方面却与今天吴地的考古所得相合。尤其是比照宋代《平江图》及今天苏州古城的平面布局，无论是城池规模，还是形制格局，上述两书的记载与今天的历史遗存几乎是可以重合的，这界建城史上常罕见的。由此可印证，今天的苏州城与公元前514年伍子胥所建的阖闾大城在时空上的关联性。
西汉《史记》是史学家最为严谨的正史。司马迁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记述：“（春申君黄歇）请封于江东。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司马迁的这一记载，了越灭吴之后，春申君在吴国都城旧址上建城的历史，清楚地交待了吴国都城与春申君都邑之间的关联。司马迁记述的这种关联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再次出现：“夫吴自阖闾、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大都会也。”这段历史演绎中所说到的“吴”，即吴地苏州古城之谓，“江东一大都会”无疑是繁荣于秦汉时的古代苏州（时为郡治所在），也即春秋、战国、汉代三个王者在不同时期过的同一地方。司马迁两次关于吴国史事的记载,从释疑苏州城始建年代的角度讲，可以说是为苏州建城史填补了极重要的一笔。
《史记》是注释《史记》地名的权威著作。正因为《史记》提供了吴国都城历史可因循的线索，唐代张守节在《史记》中为《史记春申君列传》作解时毫无疑注明：“阖闾，今苏州也”。此外，张守节还根据唐代苏州内城河的实际情况，紧接前句作了“大内北渎四纵五横至今犹存”的加注。这一记述的意义在于，让后人了解到源于春秋、经历代延至唐代的“四纵五横”内城河历史，也给至今苏州城仍保留的“三横四直”主干河道的历史渊源作了印证。此外，张守节在《史记》中对吴国徙都和筑城的史事也有非常清楚的解释：“吴，国号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句吴。寿梦卒，诸樊南徙吴。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从上述列举的部分文献中就可以看到，苏州古城始建于春秋时期。历代文献的记载是一脉相承的，并且是可以互为印证的。
文献资料中涉及吴国都城地理的，仅《越绝书》一书中的就有２0余处。其中记载的“阖闾冢，在阊门外，名虎丘”，古今地望完全吻合。其次，文中所记述的阊、巫、蛇、娄、胥、齐、平等城门，除了历史上早已闭塞或更名的外，在今天的苏州城都能找到对应的名称和；同时，文中所记城门外的水道陆、山岭湖泊，其中一些古地名今天仍能查考，并能对应方位和距离。
如书中所记“吴古故陆道”：“出胥明（门），奏(走)出土山，度灌邑，奏高颈，过犹山。奏太湖，随北顾以西，度阳下溪，过历山阳，龙尾西大决，通安湖。”胥门今位于城西；“高颈”即今高景山，在白马涧东面；“犹山”古称卑犹,又称秦余杭山,今阳山一部分。即使从现在的苏州城西向太湖出发，仍可证明此吴故陆道在当时是合乎情理的。
又如所记“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平门今位于城北，“巢湖”即今相城区北桥镇漕湖，“梅亭”即今无锡梅村，“大江”指长江，“广陵”即今扬州。根据水的这一，今天的苏州城显然就是昔日阖闾大城的所在。
苏州前身是阖闾大城，也一直被古代的地理学家所肯定。南宋王象之所纂地理总志《舆地纪胜》记述：“吴王阖闾西破楚入郢，北威齐晋，兴伯名于诸侯，筑大小城都之，今之州（苏州）城是也。”另一部我国地理权威著作《水经注》载有“太湖之东，吴国西十八里有岞岭山”，即今狮子山。此外，《汉书地理志》载：“会稽郡吴，故国。具区泽（太湖）在西，南江（吴江、吴淞江）在南，东入海。”这些记载都为春秋吴国都城的地理提供了重要依据。诸如此类的著作不胜枚举。当然，历史上也曾有过认为吴国都城在苏州西部的说法，宋代民间就曾有过吴国古都在灵岩山馆娃宫旁之说。宋代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作了考证并予以：“而流俗或传吴之古都在馆娃宫侧，非也。蓋娃宫胥台，乃离宫别馆耳。”
苏州最早的地方志唐《吴地记》，以及之后历代志书，都进一步系统记述了苏州的沿革，对苏州前身是阖闾大城的史实加以了肯定。如唐《吴地记》记载:“地名甄冑，水名通波，城号阖闾，台曰姑苏，隩壤千里，是号全吴”，“羅城，作字形，周敬王六年丁亥造其城南北长十二里，东西九里。城中有大河，三横四直。七县八门，皆通水陆”；宋《吴郡志》载：“阖闾城，吴王阖闾自梅里徙都，即今郡城”；元《无锡县志》载：“阖闾大城在姑苏，小城在州（无锡）西北富安乡闾冈。其地边湖，其城犹在，至今其处土人有城里城外之称”。
历史文献是前人记载历史、反映历史的实录，是后人了解历史、认识历史的依据。历史文献起到了传递历史信息、延续历史脉络的重要作用，一部中华文明史大都依靠历史文献的积累而得以传承光大。对历史文献持真诚，是正确对待历史文化的重要基础。纵然,由于当时客观条件和诸多因素，历史文献也会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应该看到中华传统历史文献总体的严谨性、真实性、可信性和权威性是中华历史文化的基本特点。在苏州古城的历史问题上，我们不能搞历史主义，轻易草率简单地经过千百年沉淀形成的历史共识。对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绩要综合分析，相互印证，要进行系统的研究，科学的考辨，不能鲁莽从事，轻易否定。草率历史文献就有可能引发系统性的文化混乱。
现在有观点认为，丰富的历史文献是苏州建城史强有力的证明，而古城考古缺少重大发现是苏州文化的遗憾。确实，新中国成立以来，苏州考古和文物发掘虽有大量的发现，但是，相对历史文化底蕴如此深厚的古城而言，我们的考古工作还远远不足，古城考古应该继续深入，但不能忽视和否认以往古城的考古。
1957年，南京博物院在平门城墙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发现有先秦城墙遗址。考古报告将平门遗址、灵岩山苗圃遗址与越城遗址上层，一并归属以几何型印纹硬陶为代表的遗址，年代约为春秋战国时期。一生谨慎的南博著名考古学家罗真是这次考古报告的执笔者,他当时认为：“如文献记载说两地为春秋时代的越城及平门属实的话，则下层为新石器时代，上层为春秋末期无疑。”（南京博物院：《苏州市和吴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61年第3期）。后经考古发掘证明，越城遗址上层的年代为西周至春秋时期（南京博物院：《江苏越城遗址的发掘》《考古》1982年第５期）。由此，当年发现的平门遗址，应该是吴都阖闾城的城基。2013年，苏州有关专家向罗真先生再次求证时，虽已时隔50多年，但他对当年报告的结论仍保持认同。
2005年，在平四垃圾中转站建设工程中，发现汉代城墙迭压战国时期的黄土层，后经进一步发掘，发现黄土层下有夯窝现象。报告称：“苏州古城据文献记载具有2500年的历史，但是至今拿不出依据，这次汉代城墙下压的有层叠夯窝的春秋战国时期夯土层的发现，非常重要。”（《苏州文物考古新发现》）
另据市文保所资料，2011年，在阊门北码头城墙考古发掘中，发现战国时期堆积层和许多汉代至战国时期文物；在相门至耦园段古城墙考古发掘中，发现古城墙残基，表明为战国时期堆积层，出土包括东周原始碗片等大量文物。2013年，在娄门段城墙建设项目考古发掘中，根据出土的黑陶盆、灰陶钵、灰陶双耳罐等遗物，判断城墙年代晚于战国或相当于战国；在齐门城墙建设项目考古调查中，出土原始瓷、印纹硬陶等战国遗物。
苏州新中国成立后在古城内出土了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遗物。如1975年，在葑门程桥出土春秋战国青铜器共19件。其中青铜剑经鉴定，与湖北望山出土的越王勾践剑相同。1977年，在西北街新苏丝织厂出土青铜鼎等55件青铜器，年代相当于春秋后期或春秋战国之际。
我市已获得的考古发现和出土文物，证明了苏州古城存在先秦时期的遗址和遗物，也支持和印证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尤其是城墙考古发掘表明，所发现的春秋或战国古城墙遗址，分布在平、阊、相、娄地段，其中战国遗址与文物居多，这就支撑了司马迁关于战国春申君在吴国都城废墟上重建都邑的记载。
根据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苏州古城不仅有先秦城墙遗址，并且形成了东、西、北方位彼此呼应的关系。这就证明，苏州都城不是汉代才有，早在春秋战国已经存在。而且，在诸多历史文献中，我们亦未发现苏州古城汉代始建的记载。关于木渎春秋晚期大型古城遗址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无论是形制还是规格，与历史文献记载的阖闾大城尚有诸多不相符合之处，有待进一步考证。木渎城的考古发现只能说明苏州西部存在着可观的先秦遗址，在目前情况下，任何轻易的肯定与否定，都将与事无补。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所说:“今天不要急于解决木渎古城的历史性题，先好好起来。”至于面积仅2.94平方公里的无锡阖闾城遗址，国家文物部门所公布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与全国重点文物名单均为“阖闾城”，与位于苏州的吴都阖闾大城不是同一概念,这在无锡历代志书的记载中也可得到印证。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对苏州的历史有深入的研究，留有《苏州史志笔记》。1947年，他在社会教育学院作《苏州的历史和文化》时说：“苏州在春秋吴国建都时，已渐渐取得南方文化中心的地位，迄今二千数百年来，承继不绝，可谓根深蒂固”1953年，他应邀至苏州工专作《中国古代城市》的学术时说：“苏州是历史遗迹最多的地方，苏州城是吴王阖闾时伍子胥所造，至今已是二千四百多年历史，是全中国最古的一座城池现在的苏州公园，从前是吴王的宫，古代叫高平里，我小时从言桥至王废基，还要上高坡，后来才爬平了。”
我国当代许多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也各在著述中表示了对苏州城始建年代和地理的认同。例如，中国历史学界的重要学者范文澜，在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有“寿梦死后，长子诸樊迁都吴”的记述。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中表述：“吴国的国都姑苏。”由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等均在今“苏州”的上标有“吴”字。
1981年，时任中顾委委员的吴亮平与教育家匡亚明来苏州调研，他们在《古老美丽的苏州园林名胜亟待抢救》的调研报告中指出：“古城苏州系春秋吴王阖闾时建成，距今二千四百九十余年，留有异常丰富的文物古迹，是名闻遐迩的文化古城。”吴老直接写信将调研报告呈送给同志。、、等中央领导先后在吴亮平的信上作出了苏州古城的重要批示。批示：“采取有效措施，予以。”1983年，在苏州视察时作了进一步的：“要好这座古城，不要古城风貌，否则，它的优势也就消失了。”
1986年，苏州举办“建城2500年纪念活动”，中外有关专家学者云集苏州古城，多次进行学术研讨，对于苏州古城建于2500多年前的历史未有疑义。专家们认为，苏州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迄今保存最完好的古城之一。史学家取向的一致性，来自于他们对研究的认知，这也是佐证苏州古城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1982年,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局、国家城市建设总局，联合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国务院国发（1982）26号文批转，苏州成为我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关于苏州古城的定义是：“春秋时为吴国都城，隋、唐为苏州治所，宋代为平江府。历来是商业手工业繁盛的江南水乡城市，与杭州市齐名，并称苏杭。保存着许多著名的古代园林，集中了我国宋、元、明、清建造的园林艺术精华。”
1986年，国务院在《关于苏州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确认：“苏州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旅游城市，建城已有2500多年历史。”
今年６月，随着大运河申遗成功，大运河苏州古城段的4条河道和７个遗产点段同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申遗文本中，对苏州建城历史有明确的表述：“公元前514年，伍子胥主持建筑阖闾城(即今苏州城)，设水、陆城门各八，外有护城河包围，内有水道相连，水门沟通内外河流。”大运河申遗成功，不仅进一步扩大了苏州古城的国际影响，也再次体现了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和世遗组织对苏州历史的肯定。
鉴于以上四个方面的综述，我们认为，在目前没有新的文献资料或新的重大考古发现之前，尤其是国家没有改变认同的情况下，应尊重历史，古城，苏州古城始建于春秋时代阖闾年间的历史地位，绝不能轻率否定苏州建城2500多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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