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是一条内河，她从南至北流经湖南全境，是湖南人的母亲河，湖南也因此简称“湘”。一幅出于清朝进士周系英的对联曾这样自信地描述湖南和湖南人：“吾道南来，本是濂溪嫡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历史上杰出的湖南人物，大都是从湘江出发北上，过洞庭，下长江，全国。曾左彭胡是这样，也是这样。“湘江北去”既指湖南自然地理现象，又大体概括出湖湘人才流动的历史规律。
品评湖南人物的事功，离不开时间和空间两个因素。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的历史。人以地生，地因人显。湖南人物或因区位地理因素的原因，或因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变迁与中国历史进程交替影响之关系，在各个时期的表现和影响力均不尽相同。概括而言，古代特别是唐宋以前人文不盛，影响全国较大者稀少，属于区域类型人物，其地位也不太重要；宋代以后、特别是近现代，湖南人物骎骎始盛，先后出现了几代足以影响全国全局的人物群体，号称人才辈出、外省无出其右。
古代湖南，最早青史留名的人物当属春秋时期澧人申鸣和白善，前者以孝勇名于时，楚王用为相，后者为楚将军。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并在湖南设立郡县，湖南开始融入中国整体之中，湖南人也开始全国大舞台。但自汉魏六朝迄至隋唐，湖南人物具全国影响者不多，和军事方面，仅有蔡伦、蒋琬、刘巴、黄盖、车胤等人，差强人意；文化界人士稍盛，如阴铿、欧阳询、怀素、李群玉等，值得一书。晚清学者皮锡瑞调侃说：“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近人林增平也用“寥若晨星”来形容湖南古代人物之荒芜，大抵有一些道理。
但是，唐宋以前流寓到湖南地区的外籍人物却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值得大书特书。湖南被称为“江湖之远”，如楚国时期的屈原，两汉的吴芮、刘发、贾谊，六朝时期的陶渊明，唐代的李白、杜甫、刘禹锡、韩愈、柳元、元结等，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湖南，有的长时间融入湖南本地的社会生活，对湖南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文化构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历代的地方志均把他们纳入到人物部类予以记述。
回顾这一段历史，便会产生一个疑问，目前发现的距今最早的稻谷标本在湖南道县，我们称其稻作之源，距今最早的城址在澧县，我们定其为城池之母。这些远古文物均属世界第一，即使在宁乡，也有非常发达的青铜文化，可以比肩黄河流域的冶炼技术和工艺水平。为什么与中原地区相比，在先秦到唐宋之际约两千年，湖南的发展和文化实实在在又落后了，反而成为中华文明的偏远蛮荒之地？这样巨大的落差让人无解。不然，李白凭什么写下“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这样的诗句？这是一个需要破解的谜团。
我们说人文兴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那么，湖南人物的土著和客籍，在什么时期才开始发生换位转变？我以为，本土人士开始形物群体并渐次产生全局影响力，主要始于两宋尤其是南宋时期。唐宋之际，中国和经济重心开始变化，到南宋已大体完成由北向南的转移。靖难之役后，宋高建都临安，传统汉民族基本上偏安东南一隅。历史巨变在两方面深刻影响湖南，其一由于国土减半而湖南地位极大提升，全国层面对湖南的关注度大增，曾经的边远蛮荒之地逐渐摘帽，摇身一变为朝廷不可或缺的重要辖区，名臣李纲在向时升长沙为“天下四镇”之一，这种对于国家的重要地位在以往是从未有过的。
其二，北方人口大量南迁，而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界人物，有的到湖南为官，有的到湖南，而他们与汉唐时期流寓湖南的外籍人士被贬谪的身份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本人或者他们的直接定居湖南。通过汉唐以来一个世纪的开发和建设，到两宋时期湖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已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荒闲土地大量垦殖，手工业和商业繁荣，集镇都市开始兴起，为湖南在文化教育和人文思想领域建设准备了物质基础，湖南成为理学的策源地、书院教育的先进地区，也形成湖南在中国历史上较具影响的第一个人物群体。据然研究，唐五代湖南籍进士仅9人，宋代湖南进士则有149人(一说179人)，从中可以窥见宋代湖南人物群体的勃兴之状。道州人周敦颐成为理学，一批著名学者如胡安国、杨时、张栻、朱熹、吕祖谦、真德秀、魏了翁等先后来到湖南，以书院为阵地思想学术和文化。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石鼓书院等都闻名遐迩，朱熹和张栻岳麓会讲盛况空前，“饮马池水立涸，舆止冠冕塞途”，这是何等的景观佳致啊。胡安国、张栻等还定居湖南，他们的成为名副其实的湖湘本土人士，胡宏、胡大时等均成为理学名家、湖湘学派干城。由于天水一朝内忧外患，阶级和尤其复杂，洞庭湖区钟相、杨幺起义，在宋代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它提出的“等、均”口号，第一次表达了农民阶级的、经济利益，岳飞为此驻军湖南数年。在抗金抗元斗争中，长沙成为一座英雄的城市。向子堙潭州，辛弃疾在此编练飞虎军，李芾、杨霆、尹谷等人赴死，而长沙的老百姓“缢林木者，累累相比。”南宋遗民郑思肖写诗讴歌：“举家尽，仰面青天哭断云。听得北人歌里唱，潭州城是铁州城”。湖南人的气节因此青史留名。
元代蒙古人在湖南的时间不长，湖南人物的影响力乏善可陈。明代湖南文教有新的发展，华容人黎淳成为明朝湖南第一位状元，我曾游历国子监，在如林的进士题名碑丛中终于找到了天顺丁丑碑刻，为这位乡贤而不能自已。湖南在有明一代生541名进士，这个数字创历史新高，也是湖南文化教育的里程碑。衡阳王夫之就是明代湖南文教事业繁荣发展的一个，他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六经责我开生面”，他的思想影响了从曾国藩、直到现代的湖南人。但是明代湖南人物的时代特点，主要还是表现在湖南人物已在改变传统面孔，在跻身中央核心上发力，突破了宋代湖南人偏重于文化思想领域的小圈子，汝城朱英，华容黎淳、刘大夏，茶陵李东阳、张治，巴陵杨一清、方钝，临武刘尧海、曾朝节，湘潭李腾芳，临湘杨一鹏，湘阴夏原吉等，都担任过尚书一级的，武陵杨嗣昌则成为内阁首辅，他是第一位当上宰相的湖南人，湖南人也终于完成了出将入相的华丽转身，虽然对于杨嗣昌来说，这是一出个人悲剧的开始。
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湖湘人物的鼎盛局面出现在清中叶以后，晚清时期至中华人民国成立，湖南人才辈出，产生了几代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物群体，既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又彰显出浓厚的湖湘地域特色。
曾国藩的“不为圣贤，便为；不问收获，但问耕耘”，“扎硬寨、仗”，谭嗣同的“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黄兴的“功不必成，名不必立，其次功成亦不居”，蔡锷的“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四万万众之人格”，这些湖湘精英人物的名言均深入，成为传统文化中励志叙事名篇。
据一位学者研究统计从1840年至1919年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的各领域精英人物1238人中，湖南籍有116人，占9.4%。而这份精英人物群体中的超重量级761人名单中，湖南籍竟有83人，占到10.9%。另据《中史人物简介》一书列举的515位党史人物中，湖南籍有89人，占17.3%，其中杰出领导人和创党元老湖南籍有13人，占48%。在1955年授勋的解放军245名中将以上军衔的将帅中，湖南籍有73人，占28.7%。
数字是枯燥的，但数字所反映的事实却给人震撼。来自湘潭县的农村青年，说一口带湘乡腔的湘音，他的父亲曾满怀期待送长子到城里当学徒，他后来历经并成就辉煌，既是创党元老，又是中华人民国的主要缔造者。他是继“秦皇汉武”“唐宋祖”之后又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风流人物”。
在20世纪，中华初期内阁总理有凤凰人熊希龄，世纪末国总理是长沙人。熊希龄曾站在湖南的角度：“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一点一滴从自身做起。rixifu科名不顺、坐馆待时的左棠则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为座右铭来勉励自己。
从近代开始，湖南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群星荟萃，形成了多个时期的人物集群：嘉道时期以陶澍、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人物群体，咸丰年间以曾国藩、左棠为的湘军人物群体，晚清维新变法时期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维新派人物群体，辛亥前后以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派人物群体，以及新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蔡和森、为代表的家人物群体。如果用“寥若晨星”形容湖南古代人物之稀罕，那么用“灿若繁星”来描绘近代以来湖南人物之兴盛就恰当不过了。
以上我们分时期对湖南历史上重要杰出人物的大致情况作了梳理和归纳，大体可以总结出湖南人文及其历史变迁的几个基本特征。首先，从整体来说，历史上湖南可以称得上人杰地灵，人才辈出，这不是套话；其次，湖南人物的集体个性特征表现在意识上极为强烈，爱国主义传统尤为突出，具有注重实干、勇于担当和顽强的奋斗，这是实情。消极和负面的表现，则是客观上存在着军事上极热、经济上偏冷的两极化倾向，易走极端、保守和激进并存。湖湘文化要实现由性文化向建设性文化转变，由斗讼文化向和谐文化转变，由封闭文化向文化转变，由重农文化向重工文化转变，由自负文化、天下第一向自信文化转变，由关注军事方面向崇商和重视经济转变，尤其任重而道远。
其三，湖南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盛衰消长的规律，大致与湖南的区位、发展变迁和历史进程紧密相连。湖南位于长江以南的中部地区，沟通东西，连接南北。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其漫长的古代一直远离中原核心地区，属于开发相对较晚的地区，湖南地区长期作为中央王朝的贬谪、流放之域，古代人物不兴盛，而重量级流寓人物则较多，这是主要原因。但是一旦中国和经济重心发生转移后，湖南在全国的地位就会相应上升而变得极其重要。以唐宋之际作为分野，在人文历史地理革故鼎新方面，之前主要是东西两极变化关系，即中心由西向东转移，之后主要是南北交替关系，即经济重心向南转移。宋元时期抗金抗元，清中晚期太平运动、资产阶级，时期的南北战争，中国领导的新主义，湖南无一例外地成为主要舞台和战场，湖南人士被风云际会自然而然推上这个历史舞台。他们从湘江出发，涉洞庭，下长江，由“江湖之远”到“庙堂之高”，登上全国大舞台，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决定着各个时代湖南人物的事功、成败和影响力。
中韩关系自2016年年初以来急剧恶化。此前中国宠爱的韩国总统朴槿惠，其形象也迅速从端庄贤淑的“朴姐姐”滑落为因为得罪中国而惴惴不安、日夜为糟糕的韩国经济状况担心的“的女人”。
一提到领导奇葩怪癖，我脑子马上闪过的就是前一任分管副局长，虽说去年已调离，但每次想到他，我就会腿疼。
在咱们这个社会，有企业家的创业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从这个意义说，张锐的离世，是社会的损失。但让社会张锐的最好途径，只能是更多人努力变成更好的张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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